李羿：积极应对基金会“社会化”转型的“阵痛” | 鸿鹄学子访谈录

导读： 

为记录和展现基金会新任和后备秘书长成长过程中的经验、困惑、思考和感悟，鸿鹄计划项目组策划“鸿鹄学子访谈录”。本期专访了鸿鹄计划2021学员、担任云南滇池保护治理基金会秘书长两年的李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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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李羿

机构：云南滇池保护治理基金会

担任秘书长年限：2年

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COP15）第一阶段会议将于2021年10月11日至15日在云南昆明举行。近日，云南滇池保护治理基金会的秘书长李羿正忙着筹备参加这个会议。他牵头发起的“滇池流域生物多样性调研”项目，联合西南林业大学、中科院昆明动物研究所、昆明滇池高原湖泊研究院三家单位，在滇池流域30余个采样区进行采样分析，通过生物多样性摸底调研，提出滇池生物多样性保护措施，为下一步滇池生态系统恢复策略提供技术支撑。

*编者注：COP15是《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会议，在这次大会上，世界各国领导人将就2012-2020年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新安排进行讨论，以期达成新协议，取代《京都议定书》。会议第一阶段会议于2021年10月11日至15日在云南昆明举行。境外人员线上参会，境内有关人员现场参会。主要内容包括开幕式、领导人讲话、高级别会议、一般性议程，发布《昆明宣言》等文件，同时举行生态文明论坛等配套活动和展览等。第二阶段将于2022年上半年线下举行，以方便各方广泛而深入地磋商探讨，推动达成一个凝聚广泛共识、既雄心勃勃又务实可行的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

这位历经企业磨练，又激流勇退回到家乡云南昆明从事环保公益的秘书长，在访谈中坦言道，之所以做出这个决定，一是因为情怀，二是看到了环保事业是未来社会发展的方向，三是希望运用自己商业中的经验能够帮助到社会组织领域。从企业人到公益人，李羿需要完成的不仅是身份角色的转变，更重要的是实现从商业思维向公益思维的转变。在他身上，我们能够看到一位既有理想情怀，又能巧用自身优势带领基金会迎接转型挑战的新任秘书长。

关于云南滇池保护治理基金会

云南滇池保护治理基金会是在2009年由昆明人民政府发起，经云南省人民政府审批的、具备公募资格的基金会。其资金来源主要以政府和企业注资为主，从成立起就肩负着滇池保护治理的责任。未转型之前，作为官方背景的基金会协助滇池保护治理的相关工作。现在的业务范围包括募集、管理资金，开展滇池保护、治理活动，项目论证与实施等。

寻门而入

CFF：听说您以前一直在企业工作，是什么让您选择踏入公益行业，并成为基金会秘书长的？

李羿：我以前在国虹集团担任客服总监，也做过省级分公司总经理，主要负责运营管理工作。

真正接触到公益行业，是源于企业商业行为。当时从长虹集团出来，我加入了云南省的湄公河集团，它是一个依托于国家森林公园及其中丰富的动植物资源来建设的一个大型旅游集团。

当时我负责开展景区的一些营销活动和研学活动，过程中接触到了“云南在地自然教育中心”等国内环保先锋。由于一直都是从事商业运营，单纯的商业思维使我萌生了和环保机构合作，作为其中一个商业板块的想法。

*编者注：云南在地自然教育中心成立于2012年，是一家致力于自然教育实践的社会企业。致力于通过提供基于本地化、生活化的体验活动和共同学习以及相互陪伴的平台启发青少年和成人对自然的情感和尊重，培养其应对环境问题的洞察力和行动力。

实际上不仅是我有这种想法，当时国内一些体量较大的文旅集团也想尝试通过并购的方式将一些环保组织纳入到企业中，因为商业圈对非营利组织的概念都还比较模糊，想通过这种简单粗暴的方式来帮助企业增加公益曝光，同时引入环保等概念为市场营销活动加分。

后来接触得越多，我越发现这些社会组织的运作逻辑和经验，跟商业运作有着非常大的区别。我又尝试去参加了云南在地自然教育中心举办的一个自然导师培训，才意识到原来在商业之外，还有其他可以对环境产生巨大影响的领域。事实上，这些环保组织对环境的影响力是我过往从事的行业和职业圈子里看不到的，这对我的内心产生了很大的震动。

2017年，我从企业来到了公益行业，从事自然教育机构商业化运营方面的工作。之所以作出这个抉择，一是因为情怀。二是觉得环保和公益行业是未来社会的发展方向，也越来越能感受到像阿拉善、自然之友这些国内比较一线的环保组织对于社会发展的作用。三是希望自己在企业工作中的经验，可以帮助到社会组织在商业化方向取得一些突破。

2019年，云南滇池保护基金会公开进行秘书长的社会招募，在基金会理事的推荐下，同时以及基于以往接触的环保理念和两年的公益行业经验沉淀，我来到了云南滇池保护基金会，走上了基金会秘书长这条路。

*“滇池关爱日”活动（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CFF：从商业到公益行业，您觉得自己担任基金会秘书长的最大优势在哪里？

李羿：我觉得至少在项目运营、人事管理、筹资等方面我是有优势的。

加入基金会之后，我对基金会以往的制度做了一次全面的检视和调整。尤其是在资金募集方面，由于背景特殊，我们基金会的资金盘子相对充裕，再加上2016年《关于党政机关领导干部不兼任社会团体领导职务的通知》出台，基金会有3～5年是没有运作任何项目的，筹资工作几乎处于停滞状态。

针对这个状况，我们对基金会进行了资金募集方向上的调整，比如主动寻求与企业的合作。得益于过往的企业背景，我比较清楚企业的核心诉求，在帮助企业达到宣传目的的同时完成基金会的募捐工作。接下来，我们更希望将对企业的劝募跟滇池保护治理的项目结合起来开展一些公益活动，目前还在探索结合的机会和方式。

总的来说，对于秘书长这个角色，我还在经验探索的过程中，但已经比刚开始要得心应手得多了。

CFF：担任秘书长以来遇到最大的困难是什么，您是如何解决的？

李羿：像我们这种类型的基金会，最大的困难还是摆脱旧体制的思想观念上的困难。基金会的资金来源以政府和企业注资为主，成立之后是作为官方背景的基金会来协助滇池保护治理的相关工作的。

因此，基金会在过往以事业单位的形式运作了很多年，这会带来两方面的影响，一方面，基金会由于有行政力量的保障和支持，开展项目会比较顺畅，另一方面在社会组织管理制度改革的背景下，基金会必须完成政府背景和社会组织属性之间的协调与平衡。而基金会要达成社会化和专业化的转型，最大的困难在于实现思想观念的转变。不仅是基金会内部，包括基金会的理事会、业务主管单位、指导单位等，都必须一同实现自身的角色转换。

至于解决的办法，从秘书长的角度来说，立足于基金会作为社会组织的特点，我认为最有效的方式是在项目设计上多进行社会效应方面的考量。基金会取得扎实有效的工作成绩，是专业化的最重要体现，也是实现社会化的必要前提。基金会出了成绩，才更有走向独立、实现社会化的信心和底气。

*“滇池关爱日”环湖垃圾清理活动（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破而后立

CFF：您曾经提到，希望汇集社会力量参与高原湖泊治理，云南滇池保护治理基金会在这方面进展如何，有何心得或经验？

李羿：这个经验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水质治理的经验，一部分是公民教育的经验。

滇池水质治理方面，从劣5类水质到4类水质，昆明市政府历时30年总结出一套高原湖泊水质治理的“滇池经验”。以点带面说，前期就是快速的物理化治理，把整个滇池环湖截污，所有城市污水在进入到滇池之前就被拦截下来，环滇池建了27个污水处理厂，城市中心也建有污水处理厂。这种治理方式是重资产投入的强力治理，能够真正控制住滇池的污染源，后续再进行生态治理。当然滇池治理是一个综合性、体系化的工程，里面涉及的层面非常多。

滇池保护治理基金会对滇池的综合治理效果进行宣传。我们前年接待COP15东亚组的会议中，跟日韩等东亚国家的环境专家介绍了我们的滇池保护经验，以及政府在其中扮演的角色。他们很惊讶，觉得这种重投资的治理方式只有在中国这种具备强大的政治体制和财政投入的国家才行得通。像日本实行的生态治理就需要用到比我们多出一倍的时间来完成。我举这个例子是想说明，实际上基金会可以在政府主导的核心工程上，配合做好经验推广工作，而核心就是我们在水质治理过程中可以给到世界其他高原湖泊什么样的启示和经验。

滇池保护的公众教育是基金会坚持了三年的项目，滇池治理是一个系统化的工作，不仅是昆明市政府的事情，也不仅是滇池管理局的事情，因此要号召全民参与。我们做公共教育活动时，都会强调滇池是昆明人的母亲湖，我们每一位公民都有义务加入到滇池的保护治理工作中来。

第一年我们主要在滇池沿岸的湿地来开展活动，让更多市民走近滇池边亲身体验滇池经过治理以后的成效，最近1-2年我们把滇池公众教育的战场从湖边延伸到了城市的入湖河道，让广大市民就在自己工作生活的河道边就能感受到滇池保护治理带来的优美环境。

CFF：这次COP会议是联合国首次以生态文明为主题召开的全球性会议，结合我国对于生态文明建设的一系列战略部署，您认为这个会议的召开对中国来说意味着什么？

李羿：我认为这个会议的意义是全球性的。会议上拟发布的《昆明宣言》，用圈内人的话说，它的影响力是不亚于《京都协议书》的。

《昆明宣言》的签订，是一个跨时代的革命性事件，为每个国家的碳排放计划、生物保护指标规定制定了详细的时间节点表，真正可以影响人类未来三十年的环保进程。

*“滇池保护治理进校园”活动（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CFF：从您的经验来看，以基金会为代表的社会组织参与到环境治理中，有何优势和局限？

李羿：对于我们基金会，我看到的更多是优势。因为普遍来说，民间基金会会比较难融入官方话语体系。而我们基金会，由于背景原因，一些项目可以直接通过行政引导和支持；开展活动时也可以直接邀请到相关行政单位、主流媒体等参加，还可以同时链接学校资源，动员学生参与到滇池保护等公众活动中来。

CFF：那像您提到的，基金会具有官方背景，其实是一个很大的优势。而滇池保护基金会又在努力寻求摆脱体制约束。您会不会担心基金会的转型后会失去它的固有优势？

李羿：基金会跟政府脱钩是一个强制化的行政行为，而且也是培育社会力量的必然趋势。

过往我们基金会的理事都是政府官员，基金会的工作基本上就等同于政府行为，其运营方式跟现在的社会化运营有着极大的差别。滇池保护基金会虽然现在还有一些遗留的问题，但是已经在往社会化基金会的管理方式和项目执行方式过渡。

丧失优势是一个必然的结果，以往一个电话可以解决的事情，现在需要协调各方来完成。但这也是让基金会迅速成长起来的方式。是一个转变工作方式的好机会。我相信未来像慈善总会、红十字会等官方背景的组织迟早都会走上这一步。官方背景的非营利组织要与政府脱钩，真正实现社会化和专业化，就难免要经历这样的“阵痛”，但还是要积极去面对。

*“滇池保护治理进校园”活动（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面向未来

CFF：基金会成立到现在也超过10个年头了，您认为基金会当前处于什么发展阶段？未来有何规划？

李羿：由于现阶段各种协会等社会组织和行政机关脱钩，大量的社会服务工作转由政府购买，各个基金会应该都处于一个飞速发展的阶段。就基金会近一、两年的理事会报告上看，我们有大量的社会曝光和媒体曝光，进行的公众教育活动写进了昆明市十三五工作总结中，同时在十四五规划里是作为滇池保护的公共教育的抓手之一，得到了主管单位和业务指导单位的认可。

 *编者注：滇池保护治理基金会联合云南在地自然教育中心、知云集青少年活动中心，开展了多场生物多样性公众教育活动，直接参加人数8000余人，间接参加人数5万余人。通过活动，科普生物多样性生态知识，传播保护理念，让更多的公众走近滇池、了解滇池，保护滇池。

基金会对于整个滇池保护的宣传导向帮助很大，这是我们之前没想到的。而且我认为，随着滇池保护治理科普中心放到我们基金会运营，我们未来会有更大的发展。

*编者注：滇池保护治理科普中心是由原昆明市水环境固体污染物综合处置利用一期的工程（污泥处理厂）改建而来，毗邻风景优美的滇池景区，是充分展现滇池风貌特色，聚焦滇池保护治理的重要窗口。

至于未来的规划，基金会无论是从成立初衷、章程还是捐赠方的要求来看，都是聚焦在滇池保护治理工作上的，这就决定了基金会未来的发展方向不会有太大的变动。在此基础上，我们希望就高原湖泊治理和公众参与的方式进行国内外交流，对国内的其他水质治理主体和国外的一些发展中国家进行经验方面的推广。目前除了我们基金会之外，国内几乎没有其他围绕着一个城市湖泊的治理来建设的基金会。我们想做这种经验推广方面的事情，也觉得自己理应承担起这份责任。

COP会议就是一个很好的机会，至少在环境保护的圈子里，这应该是最高级别的会议了。我们在今年青年环境保护线上筹备会议上谈到，东非高原的马拉湖、维多利亚湖的水质已经急速恶化，对于我们这种环保组织来说，也想借助这个平台向东南亚、非洲，特别是东非高地等具有高原湖泊的区域推广治理高原湖泊的经验。

而在国际交流和学习方面，昆明和瑞士的苏黎世是国际友好城市，可以向他们学习苏黎世的保护治理经验。

*“滇池保护治理进校园”活动（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CFF：您之前说到，来到公益行业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情怀，那您个人对未来有什么规划吗？是会一直留在公益行业还是会回到企业？

李羿：首先从我既然加入了基金会，一定是把这个工作当作自己为之奋斗的事业来做，我还有很多的理想需要实现。

其次是，我之前在一线城市待过很多年，有过在社会企业艰苦创业的经历，并不觉得“996”是什么可怕的事情。但是我既然从外面回到云南回到昆明，是发自内心地想为我们的城市做一点贡献的。因此未来我会一直坚守在滇池保护治理的岗位，持续地把这件事情做下去，做到它真正得到社会的认可。

秘书长说

CFF：如果有人希望加入基金会行业成为秘书长，向您征询建议，您会对TA说什么？

李羿：不得不说，这是一个非常崇高的、需要情怀导向的职位。大多基金会的理事长不会参与到直接的项目运营当中来，凡事都是由秘书长亲力亲为，因此秘书长的使命感非常重要，必须有强大的情怀体系来支撑，这个很重要。

坦率说，我认为年轻人如果没有强大的个人情怀作为支撑，要慎重加入基金会。如果是想找一份以收益为导向的工作，去企业可能会更好。因为基金会系统的薪资体系可能不足以支持你融入到社会的某一阶层。

当然，从行业发展而言，其实我们还是非常希望有更多的青年才俊可以加入到公益行业来的。只是公益行业的薪酬体制还有很大的改善空间。有了福利的保障，包括基金会在内的社会组织才能得到更好的发展。

*生物多样性公众教育活动（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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